第五百零九章 军力 (第2/4页)

起于白山黑水间的女真部落结成“海上之盟”，定下联金灭辽之策，战略重心转移至北方，放过了经略西北的历史机会。历史窗口从此关闭。北宋自己也引了祸水南下，自取其辱。

    事实上，早在李元昊公开称帝之前，西夏军队就已逐步脱离原本的党项部族武装。不仅有类似禁军的宫廷卫队，还集中力量编练出总数只有3000人的铁鹞子重甲骑兵分队。所以能在狭路相逢的山间疯狂突击，甚至从正面攻破善于布阵的北宋步兵主力。

    哪怕是地位略低的贵族私兵，也在多次扩张胜利后得到显著加强。核心成员纷纷配备类似宋军精锐的全套扎甲，又或是通过西域获得更加轻便的优质锁子甲。另有不少出没于边境两侧的外围部落，也能为新君提供相当出色的山地轻步兵，非常适合与骑兵在复杂地形上进行协同作战。

    北宋方面则因制度性傲慢而没有丝毫精进。除很少用于远征的孱弱厢军外，就连专职机动部署的禁军都鲜有变化，坚持以呆板的步兵预设阵地充当决战核心。当然，源自晚唐五代时期的骑兵传统，在该阶段依然有很大影响残余。某些时候，还可以通过招募边区的党项、吐蕃等部落民实现临时强化。但终究只是庞大队伍中的少数派，轻易不能为局势变化而独自行动。彼此间的联动缺乏正向价值，乃至屡屡在关键时刻演变为相互拖累。

    更要命的是，北宋的军政系统过于复杂，有着无人敢打破的三级结构。例如稳坐汴梁的仁宗皇帝，经常在无法充掌握解实情的背景下，被高呼政治正确口号的大臣所怂恿。然后将廷议精神转抄地方，让那些坐镇西北的士大夫文官去用心领会。

    但最终的落实消化，势必仰仗于真正负责带兵打仗的前线将领。他们不但没有对整体策略的发言权，还必须为彰显忠贞可靠而埋头苦干。于是在一级催一级的恶劣态势下，做些基于本能最坏选择。大不了在溃败中以死谢罪，免得被监察官判定为造成失败的罪魁祸首。

    相比之下，尚处开国上升期的西夏君臣就无此隐忧。李元昊本人就经常亲临一线，对事态发展有较为清晰的认知能力。若是需要分队机动，通常会委派麾下的部落首领代劳，根本不存在将不识兵窘境。加之战场毗邻本方的日常生活区域，自然对地形等环境要素的理解能更加到位。因而能长期保持进攻态势，并在指挥协调层面具有较多灵活性。

    其实，北宋和大夏，在军力和制度上就有着本质的区别，这也导致了最后宋夏战争中大宋一直处于被动局面，最后失利。

    宋太祖赵匡胤出身武将，是通过“陈桥兵变”夺取皇位的，因此对武将十分忌惮。所以，赵匡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集中兵权，加强皇帝对军队的直接管理。为此，宋太祖先是将禁军的二司改为三衙，之后还让枢密院掌握调兵之权，形成牵制。此外，赵匡胤还利用更戍法，实现兵将分离。与此同时，宋太宗还实行内外相制的策略，将全国禁军一半驻扎在都城。

    宋太祖的政策虽然有利于巩固皇权，但对军队造成极大的影响。每当有作战任务时，朝廷临时委派一员将领，率领一支临时拼凑的军队，搞得“兵不识将，将不识兵”。这样的军队怎么能够具有极高的战斗力呢，更别提打胜仗了。

    宋太宗即位之初，先后两次对辽用兵，打算收复燕云十六州，结果全部以失败告终。此后宋太宗调整国策，实行守内虚外的政策，也就是说加强对国内的控制，对外采取消极防御政策。对此宋太宗解释道：“国家若无外忧，必有内患，外忧不过边事，皆可预防，惟jianian邪无状，若为内患，深可惧也”。自此，守内虚外也成为北宋王朝的祖宗家法。

    然而这项政策对北宋王朝造成了很坏的影响！首先是冗兵问题，宋太祖时全国军队才37.8万人，宋太宗时66.6万人，宋真宗时91.2万人，宋仁宗时125.9万人。其次是冗费问题，由于兵员数量庞大，需要消耗大量的钱粮，据宋人的说法，“十分之九以供之，而犹不足者，兵是也”。与此同时，将领的素质，军队的战斗力也十分低下。

    对于西夏的崛起，无论是皇帝，还是百官都缺乏警惕，而且表现得十分轻敌。宋朝的统治者认为，西夏的统